江浙滬紅包800-1000，廣東卻只有100，兩個經濟發(fā)達程度差不多的地區(qū)，紅包數額為何有如此大差異？

據說，水漲船高的婚禮“紅包”已經成為壓在不少年輕人心頭的一座大山。

有好事的媒體統(tǒng)計了各省婚禮紅包的平均金額，長三角包郵區(qū)上海、浙江、江蘇分別是1000、1000和800的水準，恐懼指數不出所料位于高位，另一個經濟發(fā)達區(qū)域廣東的數額只有100，恐懼指數低得令許多人不敢相信。

問題來了，這兩個中國經濟發(fā)達程度差不多的地區(qū)，為什么在紅包數額上會出現(xiàn)如此大的差異?

作為生活在嶺南的江南人，我有過跨地區(qū)、跨文化的生活閱歷，通過與兩個地區(qū)身邊朋友的交流，試圖找出兩個地區(qū)紅包文化分野的原因。

廣東紅包“講彩頭”，江浙紅包重互助

在討論婚禮紅包之前，私以為不能僅僅將目光盯在婚禮紅包上，而是要把婚禮紅包置于兩地人際關系交往的法則中來看待。

事實上，除了婚禮紅包，兩個地區(qū)在春節(jié)紅包上也有明顯差異。

廣東地區(qū)(主要以珠三角廣府文化影響范疇)以是否結婚為區(qū)別，但凡沒有結婚的，都可以拿紅包。紅包輻射的范圍不僅僅是親戚朋友的孩子，還包括鄰居、保安、街坊等人。

當然了，紅包的數額也很小，早年多為1元、2元，近年來以5元、10元居多。我所在的單位，每年春節(jié)節(jié)后上班，老總給的是50元，已算豪氣。

相比之下，江浙地區(qū)的紅包輻射范圍較小，主要是至親、好友，數額上也大了許多。在農村，一二百元是起點，而在杭州這樣的中心城市，六百八百的一點都不讓人驚奇。因此，江浙地方的年輕人不僅恐懼同學朋友密集結婚，也恐懼過年，二者的紅包支出都是一大筆開銷。

就婚禮紅包而言，存在的社會功能大抵可以歸為三類：情感、互助和攀比。在不同地區(qū)、階層和關系圈，三者的比重存在較大差別。廣東地區(qū)的紅包主要是情感為主，討個彩頭。

比如在廣東，婚禮紅包金額小不說，經常還會被回禮，有些甚至把紅包折個角又直接反還給賓客。

陳志武認為傳統(tǒng)社會婚喪嫁娶中的“份子錢”，實際上存在互助意義，擁有“眾籌”的金融功能。這一點在廣東地區(qū)肯定存在，但相對而言，江浙婚宴中這一功能更強。

我參加兩地婚禮的的觀察顯示，江浙的婚禮總體更鋪張一些。對于舉辦婚禮的人家來說，攀比的心理非常重，但在實際層面，又希望婚禮收到的紅包可以盡可能抵消掉開支。

廣東務實，江浙更重面子

在討論兩地婚禮紅包文化上的區(qū)別時，很多人都會提到廣東人普遍更為務實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在奢侈品消費上，廣州的消費力進不了全國前十，遠遠不及第三位的杭州，甚至也比不過沈陽、青島等城市。

以2013年的梅賽德斯奔馳消費數據為例：奔馳在全球銷售的S級轎車中，有一半是在中國;而中國市場1/6的銷量又出自浙江，也就是說浙江的消費者購買了當年全球1/12的奔馳S級轎車。

反觀廣東，有錢人開價格三十萬以內的車很普遍。除了車子，他們對穿著的講究，男士對香煙價格的要求，都遠遠不如江浙。

在我印象中，浙江縣城的一個普通科長或一個高中老師，抽45甚至75的中華不稀奇，廣東一個廳長或老板，8塊的中南海也很正常。

不過，有一點是例外，在吃上面，廣東人普遍更愿意花錢、花時間，他們對吃的講究超出了江浙人。

造成上述文化的原因，存在一個漫長的復雜的歷史過程。不過，兩地在社會關系網絡層面，存在一個較為明顯的差異。

廣東意在強化宗族關系，江浙攀比味濃

在珠三角，炫富并非沒有，但經常是組團式出現(xiàn)，例如xx村大擺宴席，2萬人一同吃流水席等等。不管是征地拆遷暴富，還是集體經濟分紅，廣東民眾擅長抱團炫富。這里的抱團單位，主要是宗族。

從宗族走出去的牛人、富人，要獲得良好的社會評價，主要指標是反饋宗族的表現(xiàn)。比如給家鄉(xiāng)建祠堂、辦養(yǎng)老院、建學校，這會給社會精英帶來滿足感。

在婚禮場合上，財富精英即便大擺宴席，這也是一種對鄉(xiāng)里鄉(xiāng)親的反饋，而不僅僅是炫富，成本由自己負擔。

但在江浙，傳統(tǒng)的宗族消亡之后，在八十年代之后也并無明顯復興，財富精英在獲得社會好評時，更依賴物質攀比。

由于缺乏更密切的宗族聯(lián)系，個體在付出高昂婚宴成本時，既希望獲得別人贊許，又不希望由自己來擔負大部分成本。

所以，婚禮這樣的場合，在廣東的主要功能是強化宗族關系，但在江浙進行社會攀比的意味更重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一旦攀比承擔了收割社會好評的作用，整個游戲規(guī)則就會改變。即使大部分人并不想攀比，但因為已經被動付出了高額份子錢，所以也不得不卷入這樣的“攀比錦標賽”。

最后，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吞噬著熟人社會，宗族的存留形式也成為一個難題。不過，作為一種力量強悍的文化因子，宗族對社會習俗的塑造作用還是十分明顯，甚至得以塑造出一個“新傳統(tǒng)”。

而這樣的新傳統(tǒng)，本身是根植于社會文化和社會網絡特性的，只不過對于年輕人來說，變成了一個單獨需要面對的難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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